掌故丛谈｜刘盼遂在“国语运动”里的著述

潮新闻客户端 周维强

始于晚清的“国语运动”，在1911年以后，学者们逐渐凝练了两个言简意赅的经典表述以传达“国语运动”的目标：“言文一致”“国语统一”。我们今日能够“书同文”（简化汉字）、“语同音”（普通话），能够借助汉语拼音来识字，能够明了地以现代汉语作书面交流，这完全是得益于“国语运动”。现在的微信朋友圈里常见辗转相抄一些段子，这些段子举几个汉字作繁简对比，以证明简化汉字如何不及繁体字“有文化”。实在也是不明简化汉字之所由来。后来以治训诂音韵学、古典文献学、古代文学而得大名的刘盼遂先生，也曾有著述参与进了当日的“国语运动”。

说刘盼遂先生这个掌故，还得先溯源至《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设立。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按照黎锦熙先生《国语运动史纲》的表述，是国语运动第四期“国语罗马字与注音符号推进运动时期”成立的一个学术机构，时当国语运动第四期的“龙飞”阶段（1928年-1933年）。黎先生在《国语运动史纲》里解释道：欲“对于中国文字作一番根本的大改革”，就得“给四千年来的语言文字和它所表现的一切文化学术等等结算一个详密的总账，以资保障而便因革”，则“具体化的工作……惟在‘大’辞典”。这就是《中国大辞典》编纂处设立的一个背景。

1923年9月，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议定设立这个机构，1928年7月呈送中华民国大学院，同年1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备案。1930年黎锦熙先生对《编纂处计划书》又做修改。这份一万五六千言的计划书，可见出黎先生有一个比较宏大而精密的学术擘画。在“规程”第三条“本处职员”里确定职员分“编纂员”“书记员”两种；第四条“编纂员”再明确“专任编纂员”“特约编纂员”“助理编纂员”“委托编纂员”四种。

黎先生《国语运动史纲》卷四，有专章记述《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工作进度，这一章的副标题是：“语文学上的多方面贡献”。刘盼遂有多篇（部）著作为黎先生列入这一章的“第三项 已成工作——稿本副产物、特种辞典”的名下。列在这一名下的刘盼遂的著述，被归入两个类别里，分别是：

属于“字音字形之整理研究”类别的有三篇论文：《六朝唐代反语考》一篇（登《清华学报》九卷一期），《汉魏石经残字辑释》一篇（未发表），《碑别字补》一篇（未发表）。这三篇论文，第二篇后黎先生特为注明“特约编纂”，这也可知刘盼遂为编纂处的特约编纂员。第三篇后黎先生特为提要：“就河南新出碑志千余通，条记其文字奇觚与义例诙谐者，数百事。”这三篇论文可以表示刘盼遂以训诂音韵学问作根底来做研究——稍作说明的是，刘盼遂这篇《六朝唐代反语考》，这儿的“反语”说的是“反切”（反切最早在汉朝称作反语），属于汉语音韵之学，刘先生的这篇论文已是反切研究的名篇了。

归类于“语言词类及文法之考释”里的刘盼遂著述，有古籍集释一部、论文一篇：《论衡集释》三十卷，黎先生并注明：“二十一年十二月成稿，待印。此书凡搜集十余家之说，校笺二千余事；并搜采王充事迹及《论衡》之评判诸文，别为‘叙录’二卷附之。”《中国文法复词中偏义例续举》一篇（登《燕京学报》十二期）。《论衡集释》按照今日的学科分类，应该属于古典文献学；《中国文法复词中偏义例续举》则可归入汉语语法研究。

包括王重民《列子校释》一卷、孙楷第《刘子新论校释》一卷、刘盼遂《论衡集释》三十卷这三种著作，黎先生又有附注说明：“本处亦附带地有专书校释之工作，由各编纂员个人自由为之。”

刘盼遂上述撰著，依据马千里、刘小罡合著《刘盼遂年谱》（河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记载，刘盼遂37岁1932年12月发表《中国文法复词中偏义例续举》、39岁1934年1月发表《六朝唐代反语考》，是在清华大学国文系专任讲师时。《汉魏石经残字辑释》《碑别字补》也已在1932年完成，这两文篇目亦见载1932年《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研究所纂辑工作一览表》（1931年秋之前，刘盼遂曾有在北师大研究院历史科学门做研究员的经历，研究院址在广安门内），今佚。

刘盼遂先生（1896-1966）

我从黎锦熙先生《国语运动史纲》卷四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工作进度——语文学上多方面的贡献”这一章里，把列在里面的刘盼遂的著述单举出来，也是想说明，刘盼遂先生这几篇（部）著述，也可以视作是“国语运动”里的学术产品，或者也可以说，刘盼遂先生的论著里也有明确融进现实的致力于“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的“国语运动”的。刘盼遂先生当年也是参与到了“国语运动”这一个学术潮流里的，对汉语言文字的研究与改革做出了自己的切实的贡献。如《六朝唐代反语考》考定反切得名之由来。在现代汉语拼音、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注音记号乃至清末诸学者受日本明治维新改良日文影响纷起发明“切音新字”之前，反切是古人创制的一种注音法。明了“反切”由来，也是为当时的注音记号、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的推行提供学理上的帮助。在这篇论文的“后记”里，刘盼遂又有说焉：“惟此类率出于民间妇孺佣保之口，而能体文声势，咸合于孙叔然、陆法言规律之中，此固音韵学中一大有趣问题也。”孙叔然，三国时经学家，《尔雅音义》广有影响；陆法言，隋代音韵学家，《切韵》5卷“时俗共重，以为典规”。《中国文法复词中偏义例续举》是在顾炎武、俞樾、黎锦熙所著之外，续举古汉语中的偏义复合词例证17则。这属于语法研究，语法是语言研究的核心概念。刘盼遂这几篇（部）“国语运动”里产生的著述，也都没有在每一篇（部）的最后再硬生生地添加一部分类似今日人文社科著述常见的“当代启示”这样的文字，黎锦熙先生也不以为忤，这也说明黎先生是真学问家，真明白“国语运动”进展所需要的是怎么样的切实研究。

顺带言及，黎锦熙先生1934年给河北定县《醒民日报》的附刊《乡村教育》创刊号撰文《“小航路线”与民众教育》，小航，即王照，字小航，近代拼音文字提倡者（黎先生撰《王照传略》，赞他“好谈教育，每中肯綮……生平斥浮伪，专说老实话”）。黎先生解释他所谓的“小航路线”，即拿了新文字来厉行“平民教育”。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黎先生写道：“至于高谈理论，表面设施；作一次‘民众识字运动’，可以聚集游行好几千万人，标语口号，可以叫得震天价响，回到家里，仍是一字不识；办了若干年月，满村仍是文盲。今读《小航文存》，知他终身所深恶痛绝者，皆此类也……”做汉语言文字的改革，也当从切实的基础研究入手，我想，这也是黎先生筹办《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并殚精竭虑做体大虑周之《计划书》的本意了。黎先生《国语运动史纲》梳理汇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工作进度的这一章，将近三万言，我们也因此约略可知编纂处当时所取得的果实之丰硕了。

黎锦熙先生所著《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本文据以引录的是商务印书馆2011年重印本。

2025年4月22日初稿，23日修改，杭州西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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