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歧路》：近代知识分化源于古今、中西文明形态之间的激烈冲撞和再造

近日，商务印书馆出版《文明的歧路：19—20世纪的知识分化及其政治、文化场域》。

本书通过对数个文学史和思想史个案的研究，努力探索形成这一体系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和政治机制，指出导致近代知识分化的力量源自于古今、中西文明形态之间的激烈冲撞和再造。

作者以诗性的语言，既深入思考了人文教育的历史渊源，又宏观解读了文明在历史、文学和哲学层面上的意义。

作者简介

梁展，文学博士，教授，从事比较文学、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著有《颠覆与生存：德国思想与鲁迅早期的自我观念（1906-1926）》（2007）、《寻找新的主体：19世纪的革命、政治与共同体话语》（2025）、《帝国的想象：文明、族群与未完成的共同体》（2023）等；译有《历史的天使：罗森茨维格，本雅明，肖勒姆》（2017）、《牛津西方哲学史第四卷·现代世界中的哲学》（2007）等；编有《全球化话语》（2002）。

精彩试读

在荷尔德林的时代，很少有欧洲人敢于涉足希腊这块东方的土地，原因有二：其一是当时的长途旅行花费非常高，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其二是18、19世纪正值西方的基督教世界与东方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世界激烈对峙的时期，俄土战争增添了欧洲人途经奥斯曼帝国去往希腊的旅途的风险。与荷尔德林比肩的另一位新人文主义者温克尔曼亦因畏惧路途艰险，主动放弃了前往希腊观察艺术的机会。因此，占据当时欧洲人头脑的仍旧是地形学、风景和民族志意义上的希腊形象。尼采晚年曾对此付之以嘲笑，他说：“温克尔曼和歌德的希腊……若衡之以历史，便全都是错的，其心目中的希腊不是古代的，而是现代的，真的！”

荷尔德林却与众不同。他对19世纪在欧洲方兴未艾的地理学、地图学乃至地缘政治学非常熟悉。从小说《许佩里翁》的情节看，诗人洞悉拿破仑在战场上运用精确描绘的地形图对敌军展开攻伐的情况，对地图学在现代战争中所发挥的卓越功效有深刻了解。奥斯特哈默表明，荷尔德林在成为抒情诗人的过程中对地点和道路的描述愈来愈准确，在其成熟期的作品中几乎找不到任何这方面的错误和混淆之处。诗人并不限于指出某个地点而已，而且还对当地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不仅是他的施瓦本，以及他在美因河和莱茵河畔的家乡，即便其心目中的希腊也并非是位于地图上某个模糊的地方，是一个乌有之乡，而是坐落在爱琴海之滨。”

在奥斯特哈默看来，《许佩里翁》表现的1768—1794年的俄土战争与1796年拿破仑入侵埃及，以及随后发生的欧洲列强对奥斯曼帝国的干涉，这些事件打破了已经维持了四分之三个世纪之久的东西方大国间的力量平衡。自此之后，欧洲人才把注意力转向了东方或者亚洲，于是在欧洲出现了所谓“神话的、诗歌的、民族志的、地缘政治学的、亲希腊的和基督教的东方，以及试图将东方纳入种种历史哲学构造的等级序列和发展阶段模式中的做法”。后者正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明等级论”话语的缘起，它最终构成了西方思想家所罗织的从欧洲出发、将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加以普遍化的世界历史进程——这一普遍历史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演变为具有全球性的现代性叙事。

在面对奥斯曼帝国这个“东方问题”上，欧洲国家陷入了矛盾之中：欧洲人想要遏制沙皇俄国的扩张，就必须被迫支撑起奥斯曼帝国，使其不至于溃败，尽管他们并不认同土耳其人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于是，欧洲人在心理和交往方面期望接近土耳其人；同时，出于信仰和政治制度的不同，他们又要通过各种宣传手段将其“陌生化”。这最终导致欧洲人在19世纪30年代决定对土耳其推行“西化”政策。“这似乎证明，‘文化’如今产生了倒流的现象：如果说它源自遥远的东方（甚至是印度），那么它将以文明化的方式走向相反的方向；英国人已经在印度实施了这个方略。”这是历史学家奥斯特哈默在东西方文明流动方面提出的卓越见解，荷尔德林也可以说是体验到了将东方纳入西方的政治关联中的第一代欧洲人，而他的朋友黑格尔在19世纪20年代提出了自由精神从印度和希腊出发走向欧洲的世界历史哲学。

南方网、粤学习记者 朱绮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