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公募的规模困局

自2020年4月，外资投资比例正式放开以来，外商独资公募（以下简称“外资公募”）队伍逐步扩大，截至当前，共有9家外资公募。在队伍扩大的同时，多家机构的非货基管理规模仍存在“长不大”的情况。发展缓慢的背景下，有不少机构获股东力挺，频频增资。其中多家外资公募成立不足五年已增资四次。规模增长缓慢的同时，还有部分机构存在高管频繁更迭的情况。在业内人士看来，提升产品创新、研发能力，以及提升客户服务能力将是外资公募未来需要着力发展的方向。

“长不大”的规模

2020年4月，合资证券、基金和期货公司的外资投资比例限制正式放开，外资公募队伍也随之持续扩大。2020年9月，首家外资公募——贝莱德基金成立，随后，富达基金、路博迈基金、联博基金、施罗德基金、安联基金也如雨后春笋纷至沓来。加上近年来由合资转向外商独资的摩根基金、摩根士丹利基金和宏利基金，截至当前，共有9家外资公募。

在公募一季报披露完毕后，外资公募的最新管理规模也随之揭晓，当前仅有4家机构非货基管理规模超百亿元，还有5家的最新规模出现环比下滑的情况，其中有4家环比减少超20%。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路博迈基金、贝莱德基金、富达基金、联博基金的最新非货基规模分别为120.57亿元、56.01亿元、51.96亿元、1.14亿元，环比分别减少26.52%、48.07%、23.89%、28.75%。其中，贝莱德基金的非货基规模环比下滑情况最明显。

与此同时，也有部分机构的规模环比增长。例如，截至一季度末，施罗德基金、安联基金的规模分别为63.75亿元、7.48亿元，环比增长均超300%。此外，摩根士丹利基金、宏利基金的最新规模环比也分别增长2.07%、15.36%，达250.02亿元、683.95亿元。

若按最新非货基规模来看，截至一季度末，在数据可取得的200家基金管理人中依次排列，摩根基金、宏利基金、摩根士丹利基金、路博迈基金、施罗德基金、贝莱德基金、富达基金、安联基金、联博基金分别排名45、58、95、115、133、136、139、165、180。可以看出，多数外资公募的非货基规模排名集中在行业100名以后。

整体来看，外资公募普遍存在规模“长不大”的情况。例如，摩根士丹利基金今年一季度非货基规模虽环比增长，但对比2021年二季度末425.35亿元的历史峰值下滑明显。贝莱德基金成立近五年，在2024年末非货基规模首次超百亿后，却遭遇明显下滑。另外，富达基金成立于2021年，但管理规模至今也未有明显增长，最新规模同比减少5.58%。

针对规模下滑的原因，北京商报记者发文采访部分机构，但截至发稿未获回复。在财经评论员郭施亮看来，由于部分外资公募缺乏丰富的客户资源，且在产品研发、创新上没有突出优势，因此未能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香港）金融衍生品投资研究院院长王红英认为，通常而言，外资公募管理相对规范，也更加国际化，这类机构本身有一套相对科学前沿的管理体系，但在国内市场化运营过程中，其管理的一些制度和策略使得其与中国市场化的融合可能存在一定偏差，甚至导致外资公募“叫好不叫座”，整体管理规模远远落后于多数内资公募。

股东增资不断

在规模发展缓慢的背景下，部分外资公募获股东频频出手增资。回顾近几年，多家外资公募完成多次增资，更有机构成立短短几年就已获5次增资。

例如，成立至今，富达基金已累计5次增加注册资本金。从最新情况看，今年2月，富达基金增加注册资本，从此前的1.6亿美元增至1.82亿美元，而这一数据已是成立初期的3000万美元的6倍。除富达基金外，路博迈基金自成立以来也已进行4次增资，注册资本金从最初的1.5亿元增加至5.5亿元。另外，贝莱德基金也已实施四次增资行动，注册资本由最初的3亿元增至当前的12.5亿元。

另外，今年3月还有摩根士丹利基金、联博基金增加注册资本。其中，摩根士丹利基金的注册资本由6亿元增至9.5亿元。这是摩根士丹利基金成为外资公募以来的第二次增资，联博基金则是自成立以来的第三次增资。此前，安联基金也曾在2024年12月进行资本扩充，将注册资本由3亿元增加至6亿元。

王红英提到，外资股东纷纷增资，也是希望自身在华布局的规模进一步提升。另外，对于个别规模相对较小、品牌影响力有限的外资公募，为了保持经营的连续性，以及长期发展，股东增资也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认为，股东增加旗下公募资本金可能是基于对中国市场的长期发展充满信心。同时，增资可以有效提升公募基金的资本充足率，增资后的资金还可以用于扩大业务规模、丰富产品线、提升投研能力以及加大市场推广力度。另外，如果基金公司在经营过程中面临财务压力，增资可以补充资本实力，确保公司的正常运营。

此前在2024年12月，贝莱德基金时任总经理陈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公司已完成四次增资，这一举措为公司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能够更好地服务中国投资者，为他们带来更优质的投资体验。

高管变动频繁

在管理规模增长迟滞、股东“输血”的同时，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部分外资公募近年来还存在高级管理人员更迭不断的现象。

例如，成立四年，贝莱德基金已经历两任董事长、三任总经理。董事长方面，2023年8月汤晓东离职，直至2024年2月，范华履新。总经理方面，贝莱德基金也先后经历张弛、陈剑的离任，并在2025年3月迎来新任总经理郁蓓华。

另外，宏利基金在近三年也历经董事长、总经理等高管变动。2022年至今，傅国庆、金旭先后任宏利基金董事长；傅国庆、高贵鑫、丁闻聪先后担任公司总经理。其中，傅国庆自2022年3月起任宏利基金董事长，同年12月因董事会改组离任，任职时间不足一年。从近三年来看，还有富达基金、路博迈基金遭遇董事长、总经理人选的变更，部分人员的任职时间甚至不足一年。

结合外资公募现存的规模“长不大”、高管变更频繁等问题，展望未来发展，业内人士也提出多项建议。郭施亮认为，对于外资公募而言，提升产品创新、研发能力，以及客户服务能力是未来需要着力发展的方向。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也认为，外资公募可以推出更多适合市场需求、能够吸引投资者关注的产品。还可以在管理激励上有所改变，主要是要留住人才。对于品牌管理方面，也要多措并举提升品牌价值。

“从外资公募基金角度来看，首先，要进一步适应中国市场的变化，如选拔更多有本土管理或投研经验的人才。其次，在考核层面，要进一步市场化，而不是单一按照国外的标准去执行所谓硬性考核，同时，强化自身品牌的建设也极为重要。在产品方面，可以进一步布局近年来更受投资者关注的产品，如ETF、固收类产品等。”王红英说道。

北京商报记者 李海媛